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突然自一旁传来。

　　一九五八年，眼看在西北美术学院就要毕业的他，不幸在补充右派名额时成了入选对象，因为美术学院没能完成上边要打右派的数量。二十三岁的学生就做了替补，替补右派分子与右派分子的待遇是一样的。他被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改造。一个农民的孩子，终于考上大学，马上要圆画家梦的时候，又回家做了农民。他这样的农民，还不如他的父辈——父亲并不被组织监督，也不需要改造。村里人还算不错，因为大山深处不比城市和县城，这里天高皇帝远，老百姓对啥是右派有点莫名其妙，村官们多是乡里乡亲，老门老户的，都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心想，他就右派也右不到哪里，他就是反社会主义也反不成啥样，所以也没把这事当事。当然，对于右派这是个例外，国家太大了，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就是不一样。他成了农民，干活吃饭，只是回家的第二年年初，他就成婚了，妻子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到了这一年年底，他就有了儿子。儿子长到该上学的时候，不好，“文化大革命”来了。乡村的小学都乱了套，老师们一个个都灰溜溜地躲躲闪闪，他这个当了八年右派的人，又派上了用场，公社找不够合适的牛鬼蛇神，听说有个山村还蜗居着个大学生右派，这个既臭又右的人物，正好填补了这项空白，标标准准的牛鬼蛇神。这一弄，本已算平静的他又不平静了，而且他的儿子也戴上顶“右派崽子”的小帽。一闪十多年过去了，十多年中，儿子却不能像他，去正常地读小学，读中学，因为学校一直在闹革命。当然，儿子不能像他那样去报考大学了。不过，他还是培养儿子有了一技之长——画画。儿子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绘画的基本技法，特别是画人物肖像，他常为远近乡邻画像，也因此交了不少朋友，只是文化程度太低，限制着他只能成为“乡土农民画家”。大概是到一九八○年的时候，为右派分子平反改正的春风才刮到深山老林，画家终于不再戴那顶右派的帽子了，这时候成了正常公民的他已四十有五，他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工作，这也算恢复了名誉，学有所用了。他把精力用来培养学生，他也在努力发现具有艺术潜质的苗子。他曾以正规的教育和辅导，使几个山里娃子考进了高不可攀的美术院校。同样，他也呕心沥血地培养着他的孙子，希望他能实现他未圆的画家梦。当孙子就要到上大学的年龄时，艺术院校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座在他心中的神圣殿堂，培养艺术家的摇篮和学府变味了，能踏进艺术院校门槛的学生绝非只是具有艺术天分和培养前途的佼佼者，还有大量缺少艺术细胞、不适合学习艺术、更无发展前途的学生。这些人中不乏纨绔子弟，他们以为艺术就像吹糖人那么简单容易，搞艺术，戴上画家的桂冠，要比攻读文史和理工容易多了。另一种学生则是文化课跟不上趟，要么调皮捣蛋的，要么智商不高的学生，也把目标瞄准艺术院校，他们以为，这行当混碗饭吃容易。如今这状况，再也不像当年他报考美术学院时的样子了，那时候能报和敢报这类院校的考生，确确实实都是学生中美术和音乐的尖子、天才，能考中的学生都是未来的画家和音乐家。也是因为这种本不应当去攻读艺术专业的大量考生加入了这支竞争队伍，使考生变成了一锅大杂烩，使竞争变得激烈残酷又非常混乱，竞争的结果却往往令行家啼笑皆非，令学生痛心悲哀，无论是考中的，还是落榜的。本来就是一块麻包片，却被录取欲要加工成龙袍。这种人并不知道，学校的教育和培养并非万能，特别是艺术领域；本来是株可以长成大树的苗子，却失去园丁的培育和呵护，使之自生自灭。权力左右着公正，金钱买走了公平，不该得到的人得到了，该得到的人得不到了。虽然也不乏真才学生侥幸入围，但它也未能掩盖住这种荒唐的错位和价值的颠倒。也许是老者太偏激了，他一气之下不再让孙子去报考美术学院，叫他跟着自己来这里修炼。现实就是如此滑稽，爷爷学到了本领，却失去了用武之地，致使青春和才华白白流失；儿子根本没有学习本领的机会，那年头年轻人和毛孩子都在闯荡拼杀闹革命哩；孙子终于迎来大好时光，谁知金钱与权力又来践踏艺术，蹂躏圣洁。